刚到凤凰这几天，实在没有可能静下心来上网照顾自留地。
照片有，还没倒腾出来，过几天发。

麦子刚给我留了言，附着他的空间地址。
去看看他的照片。有几张我觉得好的，也跟着拍了巴掌。
强烈的反差，变形的镜头，刺激的色彩，大面积的黑。麦子的画面就是这些。
眼睛从一个洞里往外看，应该就是这效果吧。外面仍然是个洞，比眼睛在的地方亮些。
也许都一样。
我喜欢这样的照片，画面很刺激，甚至很美，表达的意思也直截了当。

剩下的是情绪。
光源仅仅是个发亮的区域，人们和阳光或者灯光的关系只是互相存在的现实。他们之间没有照耀与反射，没有沐浴和温暖。
眼神没有传递什么，只是两个洞和一个方向。
亲昵，只是两个影子叠加，甚至谈不上肉欲，因为看不到欲。
一切都是孤独的。他们单独存在，互无关联，偶然凑在一起只是完成了一个美的画面。
他们的本质是孤独。

这就是我从照片中看到的麦子，孤独的麦子。
他精确的完成了自己情绪的纪录，每个像素都指向一个地方，孤独。
虽然每个像素都很美。
为此我曾经与麦子长谈。

刚才又仔细想想，为什么要批评这种情绪呢。
真实就是美，没必要改变。
改变是自然发生的过程和结果，没必要用意识雕刻。
这么想想，麦子的情绪也很好，他在这样的情绪中有真实、准确、美的画面。
于是我从照片中又看到了麦子——自然的麦子。

我喜欢格拉斯的文字，更喜欢这个人的态度。
有时间要写读后感。

情人节。收到几条短信，都是哥们儿冒充的情人，说我的情人和孩子都很好，或者说今天不会打扰我，继续忙。
我给大家回的短信都是一样的（用手机输入汉字挺麻烦）：今天不要爱惜身体了，大干几场让情人满足吧。从黎明到黄昏，从黄昏到黎明……干不动也要干，顶不住也要顶。
如果这个情人节果真如此度过，我保证，在下一个情人节之前的这三百多天里，你会牢记这一天，并怀着异样的心情等待明年的2月14日。

情人节，想起了梁家辉和Jane March的《情人》，想起了杜拉斯的《情人》。
杜拉斯的《情人》有两个版本，1984年出版的小说，这本书使很多人，不，是整个世界重新认识了杜拉斯，杜拉斯从一个独特的女作家变成了伟大的作家；另一个版本是1991年出版的《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》，是为拍电影重写的。
那部电影让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人都认识了这个女人，至少是那个女孩，Jane March饰演的那个小情人。
第一次，我是用色情的眼光看的那部电影。那是VCD初行的时代，几个人，我，黄勇（对，就是那个著名的BASS手），还有谁，在我家里，用那台刚装了VCD卡的电脑，心满意足地看了这部电影。
看过之后色情的念头荡然无存。
一个人呆着，无聊的时候会想着干些事情——或者干些更无聊的事，或者强迫自己不要无聊。读书——萨特，卢梭，老子，罗素……都非常的不无聊。对自己妥协一下，看电影，《美国往事》，《日瓦戈医生》，《飞越疯人院》……漫长的几个小时打发掉了，也许会心满意足，也许会心情沉重。再妥协一下，我会看梁家辉和 Jane March的《情人》，或者周星驰的几部经典。这部叫《情人》的电影在我心中的地位就是这样，优秀的作品，没有那些电影名著伟大，但是仍然值得一遍遍回味。

那本书，《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》，是一部伟大的作品。
书中的两个主角，“女孩”“她”和“中国人”“他”，他们的真名叫自由和禁锢。
这两个真名同属于“他”和“她”。

2000年的时候我去了西贡，为了杜拉斯的《情人》。
堤岸的肮脏混乱到了什么程度呢，恐惧。从窄巷的热带气味中，从黑臭的河水中，从路口人们的眼光中，从家庭作坊里传出的机床鸣叫中一点点传给我的恐惧，不太强烈但无法摆脱的恐惧。
我在那个叫堤岸的区域里逛荡了半天，然后逃离，没有坐公交车，而是几近慌不择路的拦下辆计程车逃回旅馆，回到那个外国旅行者聚居的三角地，坐在街边的小板凳上安然地喝了杯啤酒。
然后用几年的时间想念那个地方。
在西贡，我没有找到那个单身公寓，没有找到那所学校，没有找到那家中国餐馆。
我遇到了“她”和“他”本人。
我认识了两个名叫自由和禁锢家伙。
他们并不仇视，甚至关系密切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儿。尽管他们互为敌对。
“缺席的中国人是敌人的士兵”。
“女孩”的母亲，哥哥，“中国人”的父亲，学校，西贡，甚至整个殖民地，这些是书中那个叫禁锢的家伙，或者说是敌人。
“她”是自由本身。
“他”不知道什么叫自由，虽然身感禁锢。于是充当了“敌人的士兵”。
“他”俘获了自己，战利品是“女孩”的童贞。这也是他从军的动机。
“他”永远是俘虏，自由这名字只在一瞬间属于他，在他明白爱的时候，但是他无法真正获得这个称号，他只好说：“我已经无所欲求了”。
“他”在战斗中成就了一名战士——杜拉斯。

我在西贡住的那个小旅馆很不错，殖民地建筑，夹在其他建筑中间的一座3层楼房。那条街道上的房子看上去连成一个整体。我的房间在3层，面向街道。有个小阳台，我喜欢这个小阳台，可以坐着看街景，狭窄的街景。
街对面的窗户永远开着，似乎西贡所有的窗子都是这样，永远敞开。那个小房间里有几个年轻人终日赤膊绘画，都是临摹的名画，有塞尚、高更，还有芭蕾舞和向日葵。他们楼下的窗子里是装裱车间，几个女孩把印象派装进涂着金器的石膏画框，她们穿着严密，虽然有电风扇，也要经常用袖口擦汗。再下面的房间是临街的铺面，崭新的名画在这里陈列，老板娘整日站在门口，无动于衷的表情。
有一天傍晚我在房间里看地图，听到一阵小小的嘈杂。外面的街道始终嘈杂，这阵嘈杂比较异样。我的好奇心想到阳台上看个究竟。几个穿着整齐的人正带着街对面的画家之一走出画店，年轻的画家已经穿上衬衫。然后上了停在门口的汽车走了。街道上又恢复了正常的嘈杂。老板娘仍然无动于衷。二楼的姑娘们有些不安，因为没有干活，互相低声说着什么。三楼没有开灯，虽然天还亮着，但是房间里的情况已经看不清楚。
我看到的就是这些，之后关于这件事也没有更多的消息。
我喜欢胡思乱想，对这次奇怪的嘈杂，我产生过很多胡思乱想。猜测毕竟是猜测，不说也罢。
西贡的临摹画家们大概可以安受自由和禁锢这双重的名字，但是都不很合身。

杜拉斯是自由的战士，《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》是她射出的箭。
关于自由和禁锢的作品实在太多，有些作家以此作为终生的命题。大家呼喊的多是挣脱禁锢，争取自由。这些二选一的题目早有答案。杜拉斯给人的思考实在没这么简单。
从文本中我们分不出“女孩”是在叫卖自己还是在爱，也分不清“母亲”对“女儿”是出卖还是宽容。“中国人”根本不是主角，他只是一名爱上了囚徒的可怜的狱卒。但在这故事里至少他的动机是清楚的。所有这些似是而非，加上杜拉斯优雅的文笔流露出的感伤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可能没有答案但值得深思的命题。
应该说，值得体味。
是呀，面对这样的东西，负责思考的大脑显得力不从心了，还是把灵魂喊出来吧。